

清顺治七年(1650),平南王尚可喜、嗣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南下。入粤后连陷南雄、韶州、英德、清远、从化等州县,围困广州近 10 个月,终于攻入城内。这是清军第二次占领广州速牛配资,也是清朝自李成栋反正后重新对广州乃至岭南地区统治的开始。对这一历史事件,南明史学著作虽有记述,但却是众说纷纭,颇不一致。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言:“有明一代史部,著作虽繁,然率为缙绅士夫所撰论,多响壁一曲之见,其仇口诬蔑,颠倒是非,若永昭二陵信史等书,至道沈德符私史之讥,固无论已;即一二名篇,亦间有驳杂之处。”①是故在此不揣浅陋,试将有关清初两藩攻占广州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究,力求还历史本来面目。
一、广州城失守的原因
两藩军队是顺治七年二月初六日抵达广州城外的,当时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指挥守城,依仗广州东南面是珠江,北面为二里多的污田,人马不能站立的有利地形,以石筑墙坚守西门一带。城中居民男的登城协助,女的煮送饭食,全力支持南明守军。从二月至十月,清兵久攻不下,部队伤亡惨重,“几欲退师。”②明军既然已坚守近 10 个月之久,何又会功亏一篑,导致失守呢?归究起来,原因主要有二:
1. 南明军队内部不和
关于广州城失守,《所知录》认为 “盖范承恩献西门降也。”③《明季南略》则更为详细:“十月初十日庚寅,永历圣诞。杜允和(按即杜永和)会齐文武官于五层楼拜祝,时有守西外城主将范承恩亦在焉。承恩本淮安府皂役,从成栋入广者,目不识丁,故绰号草包。时允和直呼之,承恩谓辱之于众,恨甚,遂潜通平南、靖南二王。十月二十八日戊申,清兵竟攻西外城,承恩退入里城,而外城失矣。”④按此说,是因范氏被辱而通敌,引清兵占据西外城,最后导致全城失守。在笔者翻阅的史籍中,此说占大部分。但亦有相反者,《清世祖实录》载:“乙丑平南王尚可喜等疏报,官兵攻克广东省城,斩贼六千余级,溺水者无算。阵擒贼将范承恩等,俘获甚众,肇庆府贼将宋裕昆等率所部降。”⑤可见在尚可喜向皇帝的奏折中,范承恩是战俘,与宋裕昆等降将明显区别。试想假若范承恩当日果是浴血奋战被擒,后人却指责其通敌,将广州城失守原因归咎于他,岂不是冤枉范氏一世?!
虽范承恩叛变与否,及其在五层楼被杜永和当众侮辱等事件今已难以判断真伪,但南明军队内部诸多矛盾,杜永和与其他南明将领不合,则是史书记载颇为一致之处。永历三年(1649),李成栋在江西落水而亡,其部下杜永和率兵归岭南。永历帝封李元胤(成栋养子)为南阳侯,并欲令统军。由于李元胤自谦推辞,改命杜永和为两广总督。此任众将不服而 “不受永和节制”。⑥
又按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,杜永和、范承恩、咸元弼等人早在清兵由从化向广州进逼时,曾弃城从海上逃跑,广州居民亦慌忙出走。李元胤得知此事,“亲至广州,责永和等死守,永和等乃还舟守御。”⑦广州被清兵包围后,南明将领李元胤、董方策、陈邦傅、曾烨、高必正等数次准备支援固守广州,屈大均的从兄屈士燝屈士煌亦 “联络山海义旗,特起一军援省会”⑧,但都因杜永和恐怕其权力被分夺而阻挠和制止。此外,其他南明将领之间亦相互怨恨不止。“二月,大兵围广州,调浔帅陈邦傅及总贞营高必正东援,邦傅故与元胤有隙,意在修怨。又憾必正等之屡扰其境也,阴令副将姚春登等连结土司,会李来亨等调兵土司,遂相仇杀,必正怒而归。”⑨广州被围初期,就当时的攻守力量对比,南明实力大于清军,但因其内耗互伤,不能合力打击敌人而转攻为守,这是广州城失守的主要原因。
2. 尚、耿二王的勇猛善战
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仲明都是降清明将。归顺后一直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前所未有的礼遇,首开异姓封王之例,尚、耿感恩不尽,为清朝同心戮力,南征北战,功勋屡屡。但因违反严禁收留逃人的法令,致使耿仲明自杀,尚可喜受累,耿继茂则因其父 “非令终” 而 “王爵亦不当袭。”⑩二人率兵南下皆负带罪立功之责,故勉力苦战。在广州城外,尚、耿一面指挥军队 “深壕筑垒”,加紧围困;一面 “增造战船,别募水师二千以供调遣,”⑪做好攻城的准备,并击退了南明军队的多次进攻,“败者再”。⑫招降了分守潮州、连州的南明总兵郝尚久、黄应杰等。
十月二十八日,大批来自江西的清朝援兵抵达,攻城用的大炮、云梯等已齐备。尚、耿认为时机成熟,遂令军士弃马徒步涉泥路疾行,抢占了西外城后,“十一月朔,辇新炮七十六位列于城西北隅之高冈,横亘里许。”⑬清兵用大炮轰击内城,炮火之下,广州城雉堞全毁,城墙崩缺三、四十丈。仍踞内城的南明守军开炮还击,“炮子如骤雨,诸将皆失色。”⑭在此紧急时刻,尚可喜大喝:“不得此城,吾无面目见朝廷!”⑮遂令 “以炮击城西北隅,城圯”,⑯并 “亲冒石矢,不避炮火”,⑰策马先进,诸将随后,“咸肉薄城,人相累足蹑顶上,”⑱终于攻入城内。
广州一役,尚、耿二人立下大功,耿继茂因而在顺治八年(1651)继靖南王爵。顺治十年,当两藩同镇广东,欺压殃民成为地方一患,被广东布政使胡章上书弹劾时,两藩仍对昔日攻打广州之艰辛耿耿于怀,并以其作为替自己辩解的理由。耿继茂上疏曰:“前者我兵围广州九月,被贼炮击,锋伤不知凡几。城下之日,即食肉寝皮,未足泄愤。”⑲尚可喜的奏章大致同此。尚、耿二人认为他们为攻广州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即使 “食肉寝皮” 也不为过。清廷亦因此偏袒尚、耿,作出了 “革广东布政使胡章职,下刑部究问”⑳的裁决。
按史书记载,尚可喜、耿继茂都是勇夫悍将。“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,面目狰狞,两颧高耸,环目短髯,黄带蓝袍纬,帽不戴顶,鹰嘴靴,叉手而坐,犹觉其杀气勃勃也。” ㉑耿继茂自幼随父征战,历尽坎坷,“天性嗜杀”。㉒攻打广州城时,尚、耿身先士卒,冲锋在前,奋不顾身,其勇猛、果敢之举与南明守将疑神鬼、勾心斗角形成鲜明对比。由此看来,广州城之失守事在必然。
二、两藩攻占广州城的时间速牛配资
关于两藩攻占广州城之日,书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,略举几例如下:
清计六奇《明季南略》:“十一月初二辛亥未刻,羊城崩陷。” ㉓
清屈大均云:“…… 十一月初三日,广州城陷,士燝、士煌遁迹西樵山中。” ㉔
清瞿昌文《粤行纪事》:十一月初一日,得广城被困急警,相顾失色。…… 初十日,朱中堂(天麟)走使呼语曰:“塘报至,初四日广州府陷,江宁伯杜永等走入海。” ㉕
清仇巨川《羊城古钞》:十二月二日,(广州)城破。” ㉖
以上几说,前三位作者均是生活在明末清初,经历国变,彼此所述日期仅差一日;而至嘉庆年间仇氏之说则出入一个月。应以何作准呢?笔者在 [同治]《南海县志》卷 12《金石略》发现有亲自率领清兵攻占广州城的尚可喜在建建立 “东西得胜庙碑” 时所撰写的内碑和钟上的文字。顺治九年五月,尚可喜撰《新建东西得胜庙碑文》云:“今上七祀庚寅畅月二日始恢复粤省。” ㉗同年三月,尚氏撰《东得胜庙钟款》云:“今上龙飞之七年二月初六,师抵羊城北白云山,结营山阿,凡九阅月,将士奋腾,兵马无恙,其间铸炮制药,随手而应,阴有神功助。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恢省。” ㉘此碑文、钟款,确凿可据,它们不仅记载有清兵攻占广州之日为十一月二日,且有清军抵达广州、展开围困的日期,即二月初六日。按此算,清军围攻广州共 292 天(是年闰八月)。因此,我们可以确认两藩攻占广州之日为顺治七年十一月二日(1650 年 11 月 24 日)。上面四说,除计六奇所记与此同外,其余皆误可知。
三、两藩攻占时广州居民的死难人数
近 300 年来,传说两藩攻入广州城后,展开惨无人道的 “屠城”。较早的文献记载是钮琇的《觚剩》:耿继茂、尚可喜兵入广州,屠戮甚惨,城内居民几无噍类。其奔出者,急不得渡,挤溺以死,复不可胜计。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赐,号 “紫衣僧” 者,用蒹筏购薪,聚凿东门隙地焚之。累骸成阜,行人于二三里外,望如积雪,即于其旁筑为大坎瘗焉,名曰 “共冢”。㉙钮氏所说,虽无具体死难人数,但其 “屠戮甚惨”、“几无噍类” 诸语,实即屠城之意。
最早记载广州被清军屠杀死亡人数的是清人仇巨川,他在《羊城古钞》中说:“(广州)城破,永和由海道奔琼州,两王以城久不下,屠之,死者七十万人。” ㉚关于屠城所持续的时间则有三日、七日的不同说法。近人镇辕襄笔记述朱子襄(次琦)论说云:尚、耿破粤,屠城三日,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,死者六十余万人。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,适天雨,渎溺几尽。” ㉛又方恒泰《橡坪诗话》:“顺治庚寅冬,耿精忠、尚可喜二王平广州,屠城七日。” 以上作者,除钮琇是当时在世外,其他均为清嘉道以后人士。钮琇,字玉樵,江苏吴江人,康熙十一年(1627)拔贡生,历摄沈邱、蒲城县事,康熙三十七年(1698)钮琇补广东高明知县,卒于任。《觚剩》之《粤觚》二卷,相信是他在广东所记。惟此时距两藩陷广州已近 50 年,钮氏亦只是据传闻为记而已。
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,当时几位曾参与护城,后又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南明志士,在其著作中,似未明确指出两藩 “屠城”。屈大均在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・后广州死事诸臣传》中谈南明冯耀、郭琇、施辉然等人 “皆以死殉城者也”。同一书中的《广东死事四侯传》表彰了李明忠、李元胤、李建捷、郝尚久四人。又《广东死事三将军传》讲述王兴、陈奇策、萧国龙的抗清事迹,其中都涉及顺治七年广州城陷前后经过,却无一字提及 “屠城”。在屈大均、陈恭尹的诗文集中,以及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、钱秉镫《所知录》、计六奇《明季南略》、瞿昌文《粤行纪事》等史籍无清兵屠广州城之说。而梁佩兰的著名诗篇《养马行》,详记清兵入城后将广州居民赶出城外,在城内四处筑厩养马之事,亦无言及 “屠城”。
屈大均、陈恭尹等人以反清复明为己任,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,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是专门记录南明史实的名著,若确有 “屠城” 事,他们想必不会无动于衷。假如说这几位人士当广州沦陷时或不在城内,有情况不明之嫌的话,我们可以参考一位目击者的描述:
鞑靼全军 [按:指清军] 入城之后,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,每个兵士开始破坏,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;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;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,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、杀戮反叛蛮子 [按:指明朝的忠义之士] 的声音;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、劫掠,凡有足够财力者,都不惜代价以赎命,然后逃脱这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。最后,在冬月的六日,总督及清军统帅下令,即日起不得再从事如此惨酷的杀戮。我得到确切的消息在 18 天之内,被鞑靼人残忍地屠杀的,在八万(千)人以上。㉜
战争是残酷的,此前南明军队抵抗了近三百日,清兵一旦突破入城,后果不堪设想。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知道,清兵入城后杀戮的主要对象是 “反叛蛮子”,即南明军人以及协助守城的男人。至于以钱赎命,则是当时藩兵的一条生财之路,被扣押赎者,主要是有钱人家。但其所谓 “确切消息” 的数字却不 “确切”,到底是八万,抑或八千?不过,即便按八万计算,亦与仇氏的七十万、朱氏的六十余万的数字相差甚远。
那么,两藩攻占广州到底杀了多少人呢?有一处的数字或可参考,这就是 [康熙]《南海县志》和《番禺县志》。据两志:崇祯十五年,南海县的人口为 114,361;番禺县的人口为 62,795。经战争动乱后的顺治十四年,南海、番禺两县人口分别为 92,047 和 39,208,即南海经县减少 22,314 人,番禺县减少 23,587 人,两县合共损失 45,901 人。但这四万多人并不全死于清兵屠刀下,应包括相当数量的外流人士,因为 “两朝革鼎,贼役频兴,支派容有流亡失宗者。” ㉝所以,我们或可得出结论:1. 两藩攻占广州,城内居民死亡人数在四万以下。2. 藩兵入城后,凶残无道,杀人不少,但准确地说,其并非 “屠城”。㉞
注释:
①谢国桢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自序,中华书局 1964 年版。②清魏源《圣武记》卷 1《开创》。③清钱秉镫《所知录》卷下《永历纪年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1 页。④⑤清计六奇《明季南略》卷 13《羊城陷附》,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27 页。⑤《清实录》卷 51,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三册 404 页。⑥清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卷 11《李元胤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5 页。⑦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卷 11,《广东丛书》本第 414 页。⑧㉑汪宗衍《屈翁山先生年谱》,澳门于今书屋 1970 年版第 16 页。⑨清杨陆荣《三藩纪事本末》卷 3《王师南征》,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6 页。⑩⑲《清史列传》卷 5《耿继茂传》。⑪⑫⑬⑮⑯《清史列传》卷 78《尚可喜传》。⑱清樊封《南海经百咏续编》卷 1《名迹》。⑭⑰尚其宪《尚氏宗谱》卷 1《先王实迹》。⑳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 8 本第 769 页。㉒《清实录》卷 84,第 3 页。㉓清 [同治]《广州府志》卷 162《杂录》。㉔《明季稗史初编》,《吴耿尚孔四王合传・靖南王耿仲明传》。㉕同⑧附录二,第 365 页。㉖㉗清仇巨川《羊城古钞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。㉘㉙清 [同治]《南海县志》卷 12《金石略》二。㉚清钮琇《觚剩》卷 8《粤觚》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8 页。㉛黄佛颐《广州城坊志》卷 5,《广东丛书》本第 46 页。㉜见 [美] 司徒琳《南明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1 页,引自约翰・纽霍夫《从联合省诸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》第 39 页(1969 年曼斯顿版)。㉝南海《陈孝续堂族谱》原序。㉞《辞源》:“屠城,攻破城池后,屠杀全城的军民。” 商务出版社 1980 年第 913 页。
来源:《岭南文史》1996年第3期;原标题:《清初两藩攻占广州史实探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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